奠定学者风骨的伟大教育家傅斯年简介-【xinwen】

傅斯年简介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当时北大预科学制三年，分一、二两类，一类侧重文史，二类偏重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傅斯年自幼在家乡接受了八年的传统教育，继承了其深厚的家学渊源，喜好国学，故他选择了一类。傅斯年入北大之初，长得人高马大，一付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实则身体孱弱。但他天资甚高，又很勤奋，故成绩优异，是校内有名的高材生。除了刻苦攻读学业外，傅斯年还参与课外活动。1914年，他与同学沉沅等人发起组织了「文学会」，这是一个以学生为主体，以研究辞章作文，提高文学素养为宗旨的业余团体。他们创办了一份《劝学》杂志，刊名由严复用草书体题写而成。后来，他们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加以扩大，改组为「雄辩会」，该会以修缮辞令，沟通思想，提高思辨能力，锻炼演讲能力为宗旨，内分国文、英文两部，每部下设演讲、著述二科，傅斯年担任国文部副部长兼编辑长。

傅斯年进国文门之初，颇受当时国学大师章太炎思想和人格的感染，而此时北大文科多为章太炎的门生弟子所把持。由于傅斯年在学生中出类拔萃，颇得黄侃、陈汉章、刘师培诸师的器重和栽培，他们期望这位学生日后继承章氏学派的衣钵。周围的同学对这位恃才傲物，举止豪爽的高材生亦刮目相看，敬而畏之，有的同学竟称他为「孔子以后的第一人」。据毛子水回忆：

在我看起来，他那时的志愿，实在是要通当时所谓「国学」的全体；惟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所以托身中国文学系。……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终因资性卓荦，不久就冲出章氏的樊笼；到后来提到章氏，有时不免有轻蔑的语气。与其说是辜负启蒙的恩德，毋宁说这是因为对于那种学派用力较深，所以对那种学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恶也较深。

导致傅斯年思想观念发生转变的是新文化运动。1917年初，蔡元培先生主长北大，先后延揽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周氏兄弟来北大任教，「文学革命」的风暴开始震撼着昔日寂静而沉闷的校园。胡适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原来担任此课的是陈汉章老先生，他讲了两学期才讲到商朝，而胡适径直从周宣王讲起，这种处理中国哲学史的作法，颇使学生们震动，「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一些学生认为这是思想造反，不配登堂讲授。傅斯年在学生中有一定威信，他曾率学生将一位不学无术的教授朱蓬仙赶下讲台。此次同学们又请他来听课，听了几次课以后，他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样才平息了一场风波。傅斯年过逝后，胡适提及此事，无限深情地称他是自己的「保驾人」。

傅斯年日渐敬服胡适，经常去听他的课，甚至邀集一些同学去胡适家中「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通过深入接触，胡适「甚惊异孟真中国文学之博与精，和他一接受以科学方法整理旧学以后的创获之多与深」，因而非常器重这位学生。另一方面，傅斯年也越来越倾倒于胡适的思想和学问，转向赞成「文学革命」的主张，对西书的阅读兴趣也甚为浓厚。「当时在北京大学师生中，文言文写得不通或不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多，文言文写得很通很好而赞成新文学的很少。傅先生便是后一类中的一个」。傅斯年住在校内西斋四号，同室者有精心钻研哲学和古史的顾颉刚，有专心研究辞章的狄君武，有迷恋佛经的周烈亚，大气磅礴的傅斯年则「和他的一班不速之客的朋友罗志希等，在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

1918年10月8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傅斯年给校长蔡元培先生的投书──〈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文中认为，哲学研究的材料来源于自然科学，「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以历史为哲学之根据，其用甚局，以自然科学为哲学之根据，其用至博。」主张哲学应入理科。此文引起蔡先生的注意。他对这位高材生寄寓厚望，题词赠曰：「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

这年夏天，傅斯年约集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康白情、俞平伯等二十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北大学生中第一个倾向于新文化的团体──新潮社，并开始筹办《新潮》杂志。蔡元培、陈独秀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了热情赞助，他们从北大每年四万元的经费中提出两千元给傅斯年办《新潮》，胡适则出面担任他们的学术顾问。1919年元旦，由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创刊号问世。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强调该刊是为了帮助青年学生「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其宗旨与《新青年》如出一辙，怪不得它的出现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阵地。傅斯年还豪迈的宣告：「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

傅斯年在《新潮》上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从此他蜚声文坛，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人物。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为抗议巴黎和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的决定，5月2日，蔡元培校长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利的消息告诉《新潮》社的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5月3日晚，北大全体学生召开大会，傅斯年等新潮社同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等20名学生被推为代表，负责第二天大示威的组织事宜。

5月4日上午，傅斯年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主持十三校学生代表会议。该会议决定：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去集合本校同学，下午一点在天安门前集合汇集，全体抗议帝国主义在巴黎和约上关于山东问题的不公正的决定。下午，各校学生3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扛举大旗，走在队伍的前列。学生游行队伍走至东交民巷西门口美国使倌门前受阻，遂转向曹汝霖的住地──赵家楼。愤怒的学生痛打待在曹家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北洋军阀派兵赶赴现场镇压，当场逮捕学生32人。傅斯年「是到赵家楼打进曹汝霖的住宅的」，但离开现场较早，故未被捕。当天晚上他回校时对同学姚从吾说：「这回北大损失太大了，同学被捕去好多。」

5月5日，傅斯年与一个「冲动到理智失去平衡的同学」吵架，对方将其金丝眼镜打落了，于是他一怒之下，赌气不到北大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样，傅斯年遂退出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

这年夏天，傅斯年毕业于北大文科国文门。谈及自己北大时期的学生生活时，傅先生本人曾有一段回忆：

我在北京大学六年（预科三年，本科三年），从民国二年到民国八年。那时候学生的平均购买力比现在高得多，吃个小馆，不算稀奇。我是个中产阶级的无产贫家出身，但也差不多每星期跑到东安市场买肉回来吃。我在这六年中，五年住宿舍，饭食的钱，一月合四块多钱，吃的和现在银行下级行员差不多。我在学校的宿舍里住了五年，最后一年因为在报上作点小文，有几个钱，便「住公寓」去了。那时候北京大学左右的公寓不计其数，小饭铺不计其数，买零肉的尤其不计其数。

中兴北大

抗战胜利后，北大复校。此前蒋梦麟因被任命为行政院秘书长，按有关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兼任大学校长，蒋只好去职。国民政府和蒋介右属意傅斯年接任北大校长，并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转告，傅斯年获悉此讯，立即回信蒋介石，表示坚辞。信曰：

日昨朱部长骝先先生，以尊命见示，谓蒋梦麟先生之北京大学校长出缺，即以斯年承乏。……自知不能负荷世务，三十年来，读书述作之志，迄不可改。徒以国家艰难，未敢自逸，故时作谬论。今日月重光，正幸得遂初志，若忽然办事，必累钧座知人之明。兼以斯年患恶性血压高，于兹五年，危险逐年迫切，医生告诚，谓如再不听，必生事故。……抑有进者，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言词恳切。国民政府接受了他的请求，决定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因为胡适在美未归，转推他暂时代理北大校长，并聘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朱家骅后来叙及此事原委：「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北京大学地位重要。我和他商量，想请胡适之先生担任校长，他也竭力的主张。不过胡先生不能立即回国，结果，又把代理校长推在他的身上。他当时虽表示不愿，但北大是他的母校，而胡先生又是他的老师，我以大义相劝，他不得不勉强答应。」傅斯年上任后，一方面面临北大的复员问题，一方面要处理「伪北大」的遗留问题。西南联大地处偏僻的边城──昆明。要将数以千计的北大师生和庞大的校产从昆明搬到北平，其组织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傅斯年是一个民族感情极强，并极讲民族气节的人。平津沦陷时期，敌伪在北京大学旧址继续办学，国人以「伪北大」视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留有数千名师生无从处置。北大复员前，国民政府曾派陈雪屏去北平负责教育方面的接受事宜，陈在北平设立了补习班，收容「伪北大」学生，并征调一批伪教职人员维持其课业。傅斯年认为文人尤其是教师，为人师表，更应保持个人名节。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其应做表率。因此，他于10月和12月两次在重庆声明，坚决不任用「伪北大」人员。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上，做一个榜样，给学生们下一代看。」「伪北大」教职员在国难当头之时为敌服务，于大节有亏，故不拟继续录用。北平报纸评论说他对伪职人员「有一种不共戴天的忿怒」。伪教职人员组织团体，四处游说，请愿，要求北大继续留用，不少政府官员和朋友也出面讲情。傅斯年顶住各方面压力，坚决辞退了这批伪教职人员。不独如此，他坚决主张严惩汉奸。「伪北大」校长鲍鉴清附敌有据，河北高等法院宣判他无罪，傅先生搜集鲍氏四项罪状，向有关机关继续抗告，表明了他对伪职人员的严正态度。对于「伪北大」的青年学生，傅斯年则网开一面。他认为：「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对「伪北大」的学生除原陈雪屏代表教育部在北平设立临时大学进行收容外，傅斯年又派郑天挺代表北大筹备复员，对「伪北大」学生给予了妥善安置。

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接受和复员中，还抓紧进行学校的各项建设。他设法延揽知名教授来校任教，充实北大师资力量。他除把北大迁往南方的图书资料和其它设施运回外，还把北大附近的相公府，东厂胡同黎元洪旧居，旧国会大厦数处力争为北大校产。他在接受「伪北大」的基础上，将原来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扩大为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使北大成为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在北大复校过程中，傅斯年面临种种复杂的问题，其间还遇到处理西南联大的「一二?一」学生运动，各种事务使他身心交瘁，从他1945年10月28日给周枚荪的信中可见一斑：

枚荪吾兄：

惠示敬悉，盛情热心感佩之至。弟贸然代理，半年之后，必遭天殃，有不得不与兄等约者，弟固跳火坑矣，而公等亦不当立于高峰之上，搬请以为乐也，除非大家努力，齐一步骤，此局不易维持也。北大之敌人多矣，随时可来算帐，且此时不攘外即无以自立，此尤使弟斗志奋发，而又不得不戒惧者也。此间事，看来与北大无关，实皆息息相关，故教育会议不得不努力，会后不得不留数日，双十前后可到昆明，住一月再返重庆，即谋北上一看，然后再回来，身体能否得付，亦未可知也。适之先生长校，各方腾欢，宋江出马，李逵打先锋，有利亦有弊。

弟赴昆明日期，未能即决者，因骝先月底赴英，诸事均得与之商一大概。以便彼与适之先生面谈，尤其是添院之事，弟如早到昆明，返来骝先不在，亦甚不方便也。

前需百万元是借的，其用处已函。锡予先生，即为生病同人，有生病眷属同人，子女不得上学之同人借用之。锡予附汇西先生，似故借若干（例如每人十万），锡予先生或不肯自借，乞兄借付。

建设计画，已佩佩，一切面谈。

景铖先生近来一信，另纸作复。如已行乞设法转安。奚若兄，弟多年敬畏之友人，而立意不与弟谈话，弟虽竭力设法，亦无是何。此为弟赴昆明心中一大疙瘩，盼大为一说。数年以来，「吾甚惭于孟子」，然彼必谅弟之无他也。昨雪屏示弟，奚若谓弟之办法，有什妙者，有什糟者，不可悉听，听时有dicrimination。诚哉是言。深知我者也。

专此教安

弟斯年二十八日

端升兄同此不另

傅斯年代理校长仅仅一年，就使北大各方面走上了正轨。从其效率之高，进展之迅速，可见其办事能力非常人所能比。但这一切却使傅斯年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消耗。1946年3月，蒋介石曾请他出任国府委员，傅斯年在其辞谢信中即写道：「斯年久患血压高，数濒于危，原拟战事结束，即赴美就医，或须用大手术。一俟胡适之先生返国，拟即就道，往返至少三季，或须一年。今后如病不大坏，当在草野之间，为国家努力，以答知遇之隆。」信中虽有托词的成分，但身怀疾病的确是真。朱家骅后来说：「从昆明迁回北平，再以后来的规复设施，又是一件极繁重的事情，使他身体再度的吃了大亏。」1947年1月7日傅斯年致夫人俞大彩信中云：

北京大学可以说两头着火，昆明情形已如上述，究竟如何自联大脱离，大费事，正想中。而北平方面，又弄得很糟，大批伪教职员进来。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但我决心扫荡之，决不为北大留此劣迹。实在说这样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

1947年7月胡适回国，9月正式就任北大校长。傅斯年与他进行了交接。9月20日，北大为傅斯年卸任举行了茶话会，「席间胡适先生对先生一年来为北大尽瘁工作，备致称扬。教授亦相继致词，谓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时代力谋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复员后又为北大广延教授，增加数培之校舍，至足感谢。先生则谦称：过去为北大办理成功之事，百分之七十为机会，百分之三十为努力；所谓百分之三十之努力，亦为教授不辞万里归来之结果。」29日，傅斯年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继续主持史语所的工作。

在主持北大工作期间，傅斯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所存在的种种流弊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产生了改革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离开北大前他发表了一篇〈漫谈办学〉。后来他去台湾担任台大校长，又提笔写了〈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等文。将自己在办教育中所经受的苦痛和盘托出，特别提到「改革教育制度，不可不有新风气，若风气不改，一切事无从改，不止教育而已」。

一般人都对「五四」时期主长北大的蔡元培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自然与当时蔡先生的治校业绩分不开。三十年代以后，北大历经磨难，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诸人苦心经营之。关于这几位师友之间的关系，傅斯年去世前夕，曾发表一个趣谈。他说：蒋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在场的蒋梦麟补充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这一席话算是傅、蒋两位对自己在北大工作及其所扮演角色的形象定位。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列席省参议会时，因脑溢血猝发而去逝。哲人其萎，不亦悲乎！胡适在纪念文字中称赞这位学人「是稀有的天才──记忆力最强，而判断力最高」，「是第一流做学问好手，而又能组织，能治事，能做领袖人物，而又能细心办琐事。」在自己的朋友中，除了徐志摩、丁文江以外，傅斯年大概算是胡适最看重的人物了。

在台大发扬教育理念

傅斯年一生未离学校，除早期在北大读书和欧洲留学的十三年外，归国后他与教育的关系有五段：第一段是在中山大学任教（1926年12月——1928年10月），担任文科主任和中文、历史两系主任。第二段是在北京大学国文、历史两系任兼职教授（1929——1936年初），第三段是在抗战期间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38——1945），并一度兼任西南联大校务委员。第四段是代理北大校长（1945年8月——1946年8月），第五段是任台大校长（1949——1950年）。从傅斯年在中山、北大、西南联大、台大四校的任职中，可以看出他在教育岗位上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在特殊时期接受重要职责，其中在中大文科主任、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任上，他充分展现了个人的行政才干，获得了各方面的高度评价。即使在北大兼任教授，虽未出任重要行政职务，但他实际参与校务，且在用人、筹款方面协助校长蒋梦麟，而在抗日御敌方面则为北平知识界的中坚人物之一。可以这么说，民国期间大学的几次重大变迁，都有傅斯年活动的身影。

傅斯年的谈论教育主要在两个时段：一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是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即1946年至1950年这一段。前一段面临教育重建的任务，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充满改革的色彩；后一段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近代教育也渐告落幕，故他着重于对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反思。在清末民国时期，许多教育家抱着救国强国的目的，把教育看成是一项兴国的事业去孜孜追求，傅斯年亦是如此。他们的教育活动虽有种种的限制（特别是政治的限制），但在理念上的确还有更大更高的关怀，这就是教育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兴衰，教育是国家的百年大计。正如在学术上傅斯年有其民族主义的深切关怀一样，在教育方面他也是竭尽心力为国服务。

1930年代是南京国民政府着手教育改革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政局动荡，中国教育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北方大学遭遇尤惨。面对这样一种情势，知识界围绕振兴教育在《独立评论》等刊展开了热烈讨论，傅斯年是其中活跃的一员，他发表的有关文章有：〈教育崩溃之原因〉、〈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教育崩溃的一个责任问题──答邱椿先生〉、〈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再谈几件教育问题〉、〈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青年失业问题〉、〈论学校读经〉、〈中学军训感言〉等，就改革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对于教育的现状，傅斯年以为已「呈露崩溃的形势」，产生教育崩溃的原因：一是「学校教育仍不脱士大夫教育的意味」；二是「政治之不安定」；三是「一切的封建势力，部落思想，工具主义，都乘机充分发挥」；四是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给中国教育界带来的美国模式不适应国情；五是「青年人之要求，因社会之矛盾而愈不得满足」。这其中的一、二、三条不难理解，唯对推广美国教育模式的微词引起了来自哥大教师学院的邱椿、杨亮功的商榷，这反映了当时教育界内部留欧派与留美派两大系统之间的矛盾，傅斯年显然是站在留欧派这一边。傅斯年解释说，哥大「教师学院的中国毕业生确曾在中国民七八年以来的教育学界占一个绝大的势力，而其成绩我们似乎不敢恭维」。「这般教育学家高谈测验，教学，行政，心理等等，似乎花哨的很，而于教科究竟应该怎么样，学生的知识如何取得，如何应用，很少听到他们的议论，尤其少见他们的设施。」也就是说，哥大教师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推广美国教育模式未能对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产生预期的成效，这是他的不满意之处。

傅斯年提出教育改革的途径为：（一）「全国的教育，自国民教育至学术教育，要以职业之训练为中心」；（二）「全国的教育要有一个系统的布置」，不能放任自流；（三）「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到的」。保障教育独立的办法包括：应当确保教育经费独立，严格审定校长教员教授的资格，设立视学监督、考核地方教育业绩；（四）中国教育的腐败是上自教育部起，故改革也要自上而下；（五）教育当局要为有才学的穷学生统筹安排。这些意见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教育部的批评和要求教育独立。以此为思路，傅斯年设想教育改革必须自上而下。

平情而论，教育至有今日之败坏，还不都是历年来中央及地方上教育当局（校长在内）的责任，还是怨不到学生身上的。果然教育部能建设的像个样子，而对于大学校长教育厅长之人选慎重将事，中国教育未必即无办法。所谓教育部建设得像个样子者，须得有认识，有方针，有技能。

具体到高等教育，傅斯年以为高等教育为学术教育，传统的高等教育「只有国子监及各地书院」，「国子监只是一个官僚养成所」，书院尚有「自由讲学」或「作些专门学问」的可能。清末教育改革将书院关门，在傅斯年看来，这是「当时的失策」，「书院可存，而书院中之科目不可存」。民初至三十年代，中国大学虽有发展，「仍然不是一个欧洲的大学」，「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基于此，傅斯年提出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大学教育不能置之一般之教育系统中，而应有其独立之意义」。第二、「大学之构造，要以讲座为小细胞，研究室（或研究所）为大细胞，而不应请上些教员，一无附着，如散沙一般」。第三、「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授之资格及保障皆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把大学独立，大学的学术化和大学教授资格考核的制度化作为现有大学改革的重点。当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后，各校也纷纷上马设立研究院，对是否应办理研究院，傅斯年表达了审慎的保留，其理由是「一、大学之有研究组织是欧洲大陆上创始的风气，而英国是很后些时，受大陆的影响而变成的。」「二、大学中之研究院，与独设之研究院，如中央研究院等，及其同样的研究机构如地质调查所等，就处境论，各有其不便处。大学之研究院有不及专作研究院机构之便当处甚多。」三、「目下大学多不甚需要一个大学本科以上的阶级，若必设研究院，当以训练本科高级学生为主，至少此一事与招收之研究生应同等的重视」。看得出来，傅斯年并不主张盲目扩张大学，他的高等教育改革思路是将欧洲的经验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状相结合。

在三十年代，与教育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尊孔读经，它在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各地政要纷纷出面搞所谓孔诞纪念的「大典」活动，尊孔祀孔，提倡读经；章太炎也以国学大师的身份，从1935在4月起在苏州章氏星期讲演会上大讲「论读经有利而无弊」。针对这样一股复古思潮，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如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挺身而出，撰文反对读经。蔡元培认为「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在古人们处他们的时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现代的儿童，就不相宜了。」「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胡适指出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曾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提到现代中国的三个军阀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这实际上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同反对派以及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在如何处理儒学问题上的一场斗争，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傅斯年站在新文化运动主将们这一边，也发表了〈论学校读经〉一文，详列了反对读经的理由：从历史上看，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的」。二、「当年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语，策论家壮其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三、「汉朝的经学是汉朝哲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篇当谏书』，哪里是春秋三百篇之所有的事？汉朝的儒生自有其哲学」。从现实生活看，第一、「现在中小学的儿童，非求身体健全发育不可，所以星期及假日是不能减的，每日功课是不能过多的」。读经徒增加功课时间，于学生身心无益。第二、「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 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训练的人是深知『多见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所以一方面「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一方面也「教不成」他。傅斯年的这篇文章在当时激起了回响，胡适作〈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对他的意见大表赞同，也认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考察三十年代傅斯年的教育思想，他的重点是在大学教育体制，尤其是围绕大学独立、大学的学术化而展开。他反对中国盲目照搬美国的教育模式，而又比较倾向于欧洲普鲁士、法国的教育制度；他不满于中国教育行政当局的无能，希望对之进行切实的整顿和改革，「把教育部建设成一个有技术能力的官厅」；他宣导教育独立，要求确保教育经费的独立和对学校校长、教育厅长任命的严格审核；他注重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体察，强调按照中国教育的实情制定政策。这些都是他在设想各项政策时所持行的基本原则。大体来说，他的基本思路，如要求教育独立，反对读经，与蔡元培、胡适基本一致；至于具体的改革政策，如大学研究院的设置不宜单立一层次，中小学课程的设置要少而精等意见，则属于个性化的条陈建议，其中有些意见也并不成熟。

当时知识界还发生过一场争论，这就是中西医之争，它虽与教育无关，但也是中西文化论战的一个重要内容，傅斯年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个主角。在西医向中国输入的过程中，曾经围绕中西医的优劣，近代中国学界、医界有过一番激烈的辩驳。许多新派人物普遍抱有一种排斥传统中医的倾向，有过学医经历的孙中山、鲁迅贬斥中医即是典型的例子，傅斯年也是如此。他发表了〈所谓「国医」〉、〈再论所谓「国医」〉、〈答刘学浚「我对于西医及所谓国医的见解」〉等文章，对中医表现了极大的偏见，自称「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这样的话很难说出于理智，或具有科学的成分。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反国粹的这一倾向在医学领域的极端表现，它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偏激和不成熟的一面。以今天人们认识中医的水准来衡估，它可以说不仅是一种偏见，且极其错误。但它出自笃信科学的傅斯年之口，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左舜生回忆：

有一问题，原与政治无直接关系，与抗战更是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每次参政会开会，几乎总要大闹一场，照例又闹不出结果，便是中西医之争。袒中医者，以孔庚为首领；袒西医者，以傅斯年为巨擘；彼此各执一辞，咻咻不已，一定要吵得面红耳赤，才以不了了之。我细想，像这样一个问题，何以会提到一个研讨政治军事的机构里面来辩论呢？我假定的答案是这样的：所谓中西医之争，确乎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由于中西思想根柢上有了绝对不同的差别，乃形成两种绝对不同的医病方法，辩论者表面上是在争西医，实际上却是各自在拥护自己思想上的立脚点，所以才争得那样起劲。……现在我回想他们两位在当时参政会的声音笑貌，觉得他们都是很认真而极可爱的人物。

罗家伦在回忆中也提起这一件事，这是新文化派在反传统路线上走向极端的一个例证。虽因时间的推移，它的影响力早已完全消失，但其中蕴藏的教训，仍值得人们吸取和总结。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然国共两党的内争打破了人们对和平的期待，将中国重新引向了战争的漩涡。本来新教育为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提供了重要资源，在抗战两周年之际，傅斯年即充分肯定这一点：

这里所谓新教育，专自清季以来之新制而言，尤其著重在五四以来之开明运动，近几年中之民族主义教育。在今天，回想我们在小学时代──清光绪末年──真正是两个世界了。现在的青年，以考上空军学校，炮兵学校为荣，尤其是在好家庭中之青年，有此志愿，至于一般老百姓，爱国心之发动，更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诚然受者尚有不少的人去做汉奸，可见在教育上还要努力。但是以百分比例算去，可见目下的局面出在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汉奸要多好些倍。

抗战时爱国青年颠沛流离，内战中整个教育又毁于战火，这场惨局不能不使教育界的人士痛惜。傅斯年晚年一方面承受心血管病的煎煞，一方面担负沉重的行政工作。在即将卸任北大代理校长时，他深感有必要对学校大加整顿，在〈漫谈办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焦虑。「现在全国学校在病态中，是无可讳言的。造成这个苦境的因素，当然原因不一，有的属于政治，有的属于经济，有的属于时代的动荡，但也有不少由于教育行政和学校当局的措施。诚然，在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况中，办学是很不容易的，但这并不能作为学校当局不努力，不尽责任的理由。」为此，他特别呼吁： 「政府应尽政府的责任」，「学校当局应尽学校当局的责任」，「学校必有合理的纪律」，「学校必有良好的学风」。但随着内战的进行，傅斯年的些想法不仅没有实现，教育的境况反而越来越坏。

1949年1月傅斯年走马上任台大校长。他一方面应对繁忙的学校行政工作，力图在当时混乱、动荡的时局中为台大师生谋求一片清净的学术教育园地；一方面反思近代中国新教育走过的路程，总结在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历史经验。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有人将之归罪于教育。对此，傅斯年不同意这种看法：「教育确不曾弄好，教育界的人也未曾尽其最大责任，这话是对的，若说一切祸害都出于教育界，是不能服人之心的。教育影响政治，远不如政治影响教育，历史告诉我们如此。」「事实和理想」的矛盾刺激他的思想，他原打算系统总结自己的高等教育思想，写作一册《大学理想》的书，终因事忙和猝然去世而只留下几篇文章。傅斯年在台大期间发表的研究教育的这组文章，如〈几个教育的理想〉、〈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加上一批讨论台大体制改革的文章，是他生命最后两年的文字，故也可以视为他积一生教育经验的心血之作。

傅斯年晚年办教育的理想境界是「平淡无奇的教育」、「性品教育的初步」、「公平」。他以老子「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名；善治国者，无赫赫之名」来说明办学的常规之道。这显然是基于他在大陆的经验教训，由于他个人的显赫声名，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轰轰烈烈，因此也招来不少的嫉妒、攻讦，弄得他疲于奔命，精疲力竭。傅斯年晚年倾向于低调做实事，故开首即以「平淡无奇的教育」来表明自己的办学之道。

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使得学校也变得风雨飘摇，故傅斯年强调学校需要法治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学校没有法治，不能上轨道」。而法治的第一要义是公平。「公平的第一义，是凡同样的人在一切法律或规则上平等」。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他在台大大力推行管理、教学、后勤各项制度的建设。

傅斯年晚年对大学意义的理解越来越明晰，从大学目的看，「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他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为此，他还特别对作为中国的台湾大学与光复前的日本的台北帝国大学加以区别，「台湾省既然回到祖国的怀抱，则台湾大学应该以寻求真理为目的，以人类尊严为人格，以扩充知识，利用天然，增厚民生，为工作目标。所以这个大学在物质上虽然是二十多年了，在精神上却只有四年」。为鼓励、鞭策台大师生，傅斯年提出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作为治校方针。从大学职能看，（一）「大学万万不可揉杂职业学校的用意」。（二）「大学以学术为本位，专科是以应用为本位」。（三）「大学的教学必然与专科学校大不同」。（四）「大学的资格除在大学或研究机关外，不应优于专科」。他对大学的学术与教育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确的定位：

大学是学术机关，他的教育的作用是从学术的立点出发，不是掉转过来，他的学术的作用是从教育的立点出发，换句话说，大学是以学术为中心，而用这中心发挥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为中心，而从这中心发挥学术的力量。

如何总结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利弊得失，这是一个重大课题。傅斯年在对近代中国教育照搬外国模式造成的失误所作深刻检讨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和西方近代教育思想（主要是欧洲大陆的教育理论），结合中国教育现状的实际，对中国教育结构及其教育制度作了新的设计。傅斯年晚年倾注的主题是教育制度本身的建设，他强调诚品教育、学术教育、能力教育、公平教育、国民教育，这些都属于教育的常规问题，这反映了他本人对教育走上正常轨道的渴望。在中国处于新的转折关头的历史时刻，这样的思考不仅难能可贵，且极其必要。傅斯年晚年所作的思考，可以说开启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限于当时的环境和他自身的条件（主要是身体和精力），他的思考只能说是初步的，但它毕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今天我们研读他留下的这些遗作，对我们回顾、总结百余年来中国新教育的历史经验，应能得到不少的启示。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不足两年，他以「没有看法，只有做法」来表示自己低调做实事的决心，处变不惊，乱中求治，在他的领导下，台大很快成为台岛凝聚知识界力量的一个新的中心。据他自述：「第一学期应付学潮，第二学期整理教务，第三学期清查内务，不查则已，一查则事多矣！报上所载，特少数耳。以教育之职务而作此非教育之事，思之痛心，诚不可谓为努力，然果有效否？不可知也。思之黯然！」繁忙的工作对他本已虚弱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以至倒在这一工作岗位上。傅斯年去世后，台大师生为继承傅斯年的遗志，以他所题「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为校训，铸「傅钟」，修「傅园」，编辑、出版《傅故校长哀挽录》、《傅孟真先生集》，表达台大人对傅斯年的深切怀念。傅斯年在台大的时间虽短，但他那努力奋进的拼搏精神给台大师生留下的深刻印象，绝非前后任何一届校长所能比。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台大校史上，孟真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傅斯年是真正的台大之父！

奠定东方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基础

傅斯年长期担任学术行政工作，又没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问世，故使人很容易忽略他的学术成就。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先生说：

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我们不能用著作多少来衡量一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即如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

这一评论旨在说明对傅斯年的学术成果不宜以多寡来衡估，而应以其在整个学科中所发挥的影响力来估价。诚如邓先生所说，即以傅斯年领导并大力推动的安阳殷墟发掘这一项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和国际影响来说，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历史学、考古学中的地位。

傅斯年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专题上，一是上古史研究，这方面的力作即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的系列研究论文，一是哲学史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本人非常重视这两部作品，1947年，中央研究院办理第一届院士选举，作为候选人之一，他提出的代表作即为〈夷夏东西说〉和《性命古训辨证》。下面我们对傅斯年的学术成就分别加以述评：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系列研究：民国初年，民族史在上古史研究中「最有成绩」。刘师培在〈偃姓即嬴姓说〉中证明熊盈偃嬴依为一姓的分化；王国维依据甲骨文和书面材料论证了殷以前的帝王宅京皆在东方，只有周独崛起于西土；徐中舒的〈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一文说明「殷周非同种民族」。傅斯年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将此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陈盘先生忆及傅斯年上古史的研究情况时说：「孟真先生曾拟作《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遗稿已成大半，尚未整理。这是一个伟大的著作，差不多牵涉到全部中国的古代历史，所以孟真先生对于古代中国历史的材料搜集也特别多。并且他也随时有宝贵的意见。这一类的材料在《集刊》中发表过的，例如〈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大东小东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夷夏东西说〉，都是属于这一个范围以内的著作。」除了陈先生所提上述五篇之外，何兹全先生还提到了〈论所谓五等爵〉一篇，也应归入该书。如从内容上看，他在同期写作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与此主题亦相关。这七篇作品构成一个系列，确是上古史研究的的上乘之作。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对傅斯年的上古史研究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傅先生是一个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史毫无系统可言。傅先生说自东汉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但在三代与三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舞台，在河、济、淮流域，地理形势只有东西之分，而文化亦分为东西两个系统。自傅先生夷夏东西说出现之后，新的考古资料全都是东西相对的：仰韶──大汶口，河南龙山──山东龙山，二里头（夏）──商，周──商、夷。傅先生的天才不是表现在华北古史被他的系统预料到了，而是表现在他的东西系统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总钥匙。

何兹全先生在谈到傅斯年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的系列文章时也表示：「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

中国哲学研究：傅斯年对哲学研究素有浓厚兴趣。早在学生年代，就作有〈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一文，表达了对哲学深切的理解，他以为「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积。」「哲学也不是抽象的学问，他的性质也是具体的。」「哲学是一个大假定（Hypothesis），──一群假定的集合。」「历来的哲学家有两种趋向：一、以知识为前提，二、以人生为前提。」他比较倾向于后一类，「一切的科学都是应生物学上的自然要求而出；一切的知识都是满足人生的手段（Means）；一切的行为，都是发挥人生的动机。」其对哲学的理解明显受到了胡适及其实验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与具有玄学意味的另一系哲学家张君劢等人产生了分野。他投书蔡元培先生〈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列举了中西哲学之歧异：「中国人研治哲学者，恒以历史为材料；西洋人则恒以自然科学为材料。考之哲学历史，凡自然科学作一大进步时，即哲学发一异彩之日。」鉴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密切关系，他主张哲学应入理科。

归国后傅斯年系统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这方面他正式发表的论文只有〈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一个短记〉，另留有经人整理的书稿──〈战国子家叙论〉，这两文实构成一个系统。其主题是发挥他个人的一个看法：「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汉语实非哲学的语言」，「战国诸子亦非哲学家」。这是他早在留德时期就已酝酿的观点。为此，他讨论了诸子与职业的关系，儒与诸子的关系，墨家反对儒家，《老子》一书的宗旨，齐秦两派政论，所谓「杂家」诸问题，其中提到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一文「其论甚公直，而或者不尽揣得其情」。「谓之不尽揣得其情者，盖诸子之出实有一个物质的凭借，以为此物质的凭借即是王官者误，若忽略此凭借，亦不能贯彻也」。由此不难看出，傅斯年写作此着的本意已欲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外，另寻一条探讨先秦思想史的路子，这一想法终在后来完成的《性命古训辨证》中得以实现。

《性命古训辨证》是从1936年夏「试写」，至1938年2月定稿交付出版。它在中国首开「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实例，全书分三卷，上卷「大体以先秦遗文中『生』、『性』、『令』、『命』诸字之统计为限，并分析其含义」；中卷「疏论晚周儒家之性命说」；下卷论「汉代性之二元说」和理学之地位。顾颉刚先生在总结专题的哲学史研究成果时，将《性命古训辨证》与郭沫若的《先秦天道观之进展》并列，称两书「均用最新的方法，以甲骨文金文典籍为材料，而叙述先秦时代的中国哲学。二书取径全同，其成就可谓突过前人。」陈荣捷先生在回顾清末民国这一段儒家的没落与价值重估过程时，又将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与胡适的《说儒》并列，称他俩的研究「显示了一种客观与建设性研究的趋势」，这种趋势中的一个重要发现便是「孔子真正宗教地位之发现」。「胡适的理论完全来自大家所熟悉的文学之中，而傅的研究则是以新近发现的甲骨文为依据。他的《性命古训辨证》是公认当时那十年以来很杰出的汉学作品。」「傅的诠释是相当可信的，因为他同时拥有文学的证据与历史的事实。他的结论大体上和胡适的结论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孔子既非只是一个旧宗教的传袭者，亦非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者。」胡适曾在台大版《傅孟真先生集》出版后，两度去信希望杨联升写一书评，杨联升回覆胡适，陈荣捷的《现代中国的宗教趋势》（Religion Trends in Modern China）「对傅孟真先生《性命古训辨证》大旨已有介绍」。胡适可能后来看到了陈的上述评论，但意见颇有保留，他给杨联升的信对此有所流露：「《性命古训辨证》一书，我今夜读一遍，颇不满意，其下篇尤『潦草』，则自序中已言之。实则上中两篇也只够一短文。当时在战祸中，他又太忙，故此书颇不能使人满意。」有了胡适这一段话，杨联升的评论自然就更不好作了。

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傅斯年留下了两部未刊的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

早在五四时期，傅斯年就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四期说：「一、上古。自商末至战国末叶。二、中古。自秦始皇统一至『初唐』之末。三、近古。自『盛唐』之始至明中叶。四、近代。自明宏嘉而后至今。」此说实为针对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而发，刘当时在北大讲授「中古文学史」一课，其所谓「中古」大体是自「建安」至唐一段。

傅斯年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开设了「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为此他动手写作〈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现留存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稿本，原拟「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现在整理出来的稿子，比原来的「拟目」内容要少得多。据1930年8月30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信说：「这次回来大用功，完全不出门，下午睡觉，彻夜用功（读书收材料），这样下去，文学史明年有了，《赤符论》后年也有了。」傅斯年本是有意要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后来他在北大兼课时，在国文系亦上过「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课，其内容与他在中山大学的「拟目及其说明」大致相同。即「（1）自殷周至汉末文籍之考订及分解；（2）同期中诗文各体之演进；（3）同期中文学与政治社会之相互影响；（4）同期中文学在后代之影响。」对于傅斯年留下的这部未完成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胡适以为有其思想的价值：

这是一部了不得的著作。我们知道，凡是一个大的思想家，往往撒出许多种子；有些种子掉在石头上被人踏碎了，有些种子撒在肥沃的泥土上，有了生命，就发生了力量。

他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说到这个观念，我们常常想起孟真贡献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词、曲、诗，都是来自民间，慢慢的才跑到上层，影响到士大夫阶级。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后，就慢慢的老了、死了。这个观念，曾经在他的《中国文学史》撒下许多有价值的种子。我相信这些种子将来还可以继续在中国文学史方面发生影响。

胡适自己在《白话文学史》中也强调的表现这种「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见解，看来这是他俩那时的共识。

对于《诗经》的研究，傅斯年用力较早。早在1919年4月，他在《新潮》上就发表了〈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一篇书评。这篇文章首次从文学的角度考察《诗经》的价值，提出孔子删诗的标准「只靠着文学上的价值」，打破以往学者「都说他是孔子删定的《经》，其中『有道在焉』，决不是玩物丧志的」习惯说法。《诗经》给人启示的「教训」是「真实」、「朴素无饰」、「体裁简当」和「音节的自然调和」。他推重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辩》两书，主要是其能「拿诗的本文讲诗的本文，不拿反背诗本文的诗序讲诗的本文」；「很能阙疑，不把不相干的事实牵合去」；「敢说明某某是淫奔诗」。这都是颇具见地的看法，它是新文学史观在《诗经》这一领域的个案体现。

「五四」以后，儒学意识形态基本解构。作为经学的《诗经》理所当然也受到了冲击，代之而起的是从文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角度研究《诗经》。傅斯年所作的〈《诗经》讲义稿〉反映了时代的这一变化。他回顾了自西汉至明代的《诗》学发展史，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诗经》的新态度：「一、欣赏他的文学；二、拿他当一堆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去整理；三、拿他当一部极有价值的古代言语学材料书。」并以此态度对《诗》的三个部分（周颂、大小雅、国风）从时代、文辞、文体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考察。傅斯年原打算写成一部〈《诗经》新论〉，惜未成定本。即使如此，现在留下的这部〈《诗经》讲义稿〉在「五四」以后的《诗经》学史上仍有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清史研究：傅斯年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曾有过相当的积累和准备，对推动明清史研究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近来已有学者给予论证。

1928年9月，傅斯年就任史语所所长伊始，即提出要收买天津李盛铎所藏的明清档案。此前盛传李盛铎欲将此批档案卖给日本「满铁公司」，闻此消息，傅斯年于1928年9月11日立即给蔡元培先生去信，希望以中研院名义买下这批档案。此事得到蔡先生的支持，经马叔平先生与李接治，最后中研院以两万元购得。1929年5月史语所由广州迁至北平后，正式接收了这批档案，并将其存于历史博物馆午门西翼楼为堆存整理之所。此批档案的购得不仅抢救了祖国的历史遗产，而且为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原始材料。1929年9月底，由傅斯年与徐中舒设计，招雇书记六人，工人十九人，共二十五人开始整理。1930年10月减至十一人，1932年年终又减至三人，最后只留一人负责保管。在这一过程中，傅斯年是明清大内档案整理的主要领导者。

傅斯年介入明清史研究的另一项工作是擘划明清史料整理。1930年9月，史语所发刊《明清史料》，该刊之详名应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此工作由傅斯年亲自主持并推动，具体工作则由李光涛等负责。傅斯年在〈《明清史料》发刊例言〉中对工作方法、工作范围做了详细说明。「此刊之史料，大致在明清之交。盖启祯以前之档案不存，雍干以后之政事移至军机处也。」该刊第六条规定「明清两代公文程式，宜别编一书，影印成之，不以入此。」第七条说明「此刊题奏，书，启，揭帖，示，谕等名，皆各件固有者，编印时所表题目，仅在各件原名上加衔名，人名，凡与内容方面，概不涉及，以免冗繁。」每本百页，每编十册。自乙编以后，编辑方针稍有调整，「初以为凡既刊入清代官书之文件宜不编入。然如此律之既久，亦觉其终不能实行，盖清代官书至多，为一疏一牍而遍检之，所收获者不值劳费。」「本所所藏此项档案，以关于清『三法司』者为最多。此本非狭义之史料，故甲编与乙编中皆未采入。然此项档实法律史社会史之绝好资料，应付编印，以资流传。」到1948年，《明清史料》已出甲乙丙丁四编，共四十册。史语所迁台后，又续出了戊、己、庚、辛、壬、癸六编，凡六十册。《明清史料》的出版对推动明清史的研究，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傅斯年推动的另一项明清史料整理工作是《明实录》的整理，据劳干回忆：「历史语言研究所曾经有系统的整理《明实录》。《明实录》的整理是孟真先生首先注意到的，搜集了七种本子来校，并且经过故李晋华先生的用心整理，大致已经有头绪了，因为经费问题，尚未付印。」此书1963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67年完竣。

在整理《明实录》的过程中，傅斯年「对于明史曾经下过很深的功力」，他发表了〈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推论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此文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讨论，朱希祖发表了对傅文的不同意见，吴晗、李晋华则基本附和傅斯年的观点。为此，傅斯年又以〈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作了回应。李光涛有关明史的若干论文亦经他指导，「孟真先生对于明清史事，如明太祖的生平，明代后妃的教育与储嗣文化标准问题，孝钦皇后与清季变法问题都曾经很详细的对同人说过」。在目前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中，还存留一份傅斯年手书的《明书三十志》的目录，这是他约郑天挺合作的计画。郑天挺先生晚年对此事亦有回忆，傅斯年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时，「对研究明史有兴趣」，1939年夏，「在一次闲谈中，傅说要纂辑《明编年》及《明通典》，我说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个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来傅斯年又将二十四目增为三十目。」原计划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斯年迁往重庆，计画搁浅。傅档中还留有一封吴晗给傅斯年的信，内中拟有他欲写的《朱元璋传》的目录，请傅指正。傅斯年在明史方面的素养，得到行内人士的推重。

东北史研究：1932年10月傅斯年出版了《东北史纲》第一卷。此套书原计划由傅斯年（古代之东北）、方壮猷（隋至元末之东北）、徐中舒（明清之东北）、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蒋廷黻（东北之外交）五人合作编写，其中仅第一卷（上古至隋以前）出书。这部书的宗旨意在批驳日本学者矢野仁一所散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论，以历史证明日本占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非法。故开首即明确「依国法及国际公法之意义」和「依民族自决之义」，「东北之为中国，其意义正如日月经天者尔！」「历史之谈，本不相干。然而即就历史以论，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永乐奠定东北，直括今俄领东海滨阿穆尔省。满洲本大明之臣仆，原在职贡之域，亦即属国之人。就此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全书分五章：第一章「渤海岸及其联属内地上文化之黎明」，第二章「燕秦汉与东北」，第三章「两汉魏晋之东北郡县」，第四章「两汉魏晋之东北属部」，第五章「汉晋间东北之大事」。此书出版后，曾引起了邵循正、缪凤林等人的评论，邵文相对持平，谓：「傅书重要结论颇多，有什精审者，有材料未充者，间亦有可商者」。而缪文语意刻薄，称「傅君所著，虽仅寥寥数十页，其缺漏纰缪，殆突破任何出版史籍之纪录也。」缪文出此恶语，实为当时南（高）北（大）两大学派冲突、对立的又一例证。在缪文发表前夕，胡适曾有〈评柳诒征编著《中国文化史》〉一文问世，其中有「柳先生是一位不曾学过近代史学训练的人，所以他对于史料的估价，材料的整理，都不很谨严」数语，这是胡适对《学衡》派数年来各种批评和围攻的唯一一次回击。缪凤林作为柳诒征的学生，起身批评傅文，自然有为其师报复之意；身兼《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的吴宓连篇累牍地刊登缪文，明显寓有声援之意。从历史的关系看，柳诒征为鼓吹国粹主义的晚清名宿缪荃孙的学生，胡、傅与柳、缪之间的冲突实在是二十年代以来以护旧著称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2年并入东南大学）与以求新扬名的北京大学 两大营垒之间斗争的继续。然细读胡文，虽不乏义气用词，仍不失为一篇有足够分量的学术评论。而缪文恶语相讥，完全失去了学术的平和态度。尤其是在有关东北史这样一个有关国家、民族尊严，当时尚属敏感问题上，如此发难，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不当之举。对缪文傅斯年初拟作回覆，后终放弃未作答，实以沉默作为更有力的回应。刊登缪文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不久迅即停刊，其中原因应与它的办刊倾向招致各方面不满有关。顾颉刚作《当代中国史学》时，提请人们注意「日人为了侵略我国东北，对于我国东北边疆史地的研究，近年来真是不遗余力」，出版《东北史纲》自应视为一项紧迫的政治需要。而《东北史纲》作为东北地方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对唤起中国学者赶快进入这一领域不啻有警钟的作用。至于《东北史纲》一书的著作权，后来又有种种猜疑和误传，其实民国二十一年度史语所工作报告早已载明为傅斯年所作。

《史记》研究：1919年1月傅斯年发表了书评〈清梁玉绳着《史记志疑》〉，对清代梁玉绳所著《史记志疑》，他的评断是「中国人之通病，在乎信所不敢信，此书独能疑所不当疑」。受今文学派「怀疑」风气的影响，他还是以为「疑古」胜于「信古」，「若《史记志疑》者原非创造之才，独此过疑之精神诚哉不可没也。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一书，不伪者亦伪之；然较之伪者亦不伪之，度量相越，不可以道里计其短长也。」因为「学术之用，始于疑而终于信，不疑无以见信。」所以他还是肯定「是书之长，在于敢于疑古，详于辩证。其短则浮词充盈，有什无谓者。又见其细不见其大，能逐条疑之，不能括全体为言。」对此书的优长与缺陷甚为明晰。文末他赞扬崔适的〈《史记》探源〉「视此进一等矣」，这篇书评明显留有今文学派影响的痕迹，这大概是傅斯年听完崔适一课后的心得。

傅斯年后来所作〈《史记》研究〉对《史记》本身有进一步的探讨，他指出《史记》不是一部容易研究的书，其理由有三：一、司马迁作《史记》百三十篇，「本未必已写定本」，后经无数次转改，「现在竟成古籍中最紊乱者」；二、司马迁所据引各书，「无不成有问题者」，「今只有互校互订，以长时间，略寻出若干端绪」。三、整理《史记》「需用若干专门知识」，「不仅辨章史事，考订章句而已」。他以为司马迁「非古史学家乃今史学家」。《史记》之卓越处在于「整齐殊国纪年」，「作为八书」，「疑疑亦信」。傅斯年的这些观点，为人们重新研究《史记》指明了新的路径。1948年史语所购到宋刊本《史记》，他据此本作〈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又因为中央图书馆所藏的《后汉书》与此相关，复作〈《后汉书》残本跋〉一文，对两种版本作了细致的考订。

傅斯年读书有「博而寡约」的倾向，其治学涉及面亦广。他涉猎的学科，文、史、哲均有；跨越的时段，以上古、秦汉、明清三段为强，尤其是在上古史研究领域，他在新材料的占有和学术素养方面的积累，均占有优势，其成果处于该领域的领先地位。惜因繁忙的行政工作和时局的动荡不定，傅斯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时间受到极大的限制，拟定的学术计画常常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很多设想，未能形成最终成果，现有的著作，刊行的仅为其中一部分，许多尚是手稿、残稿、讲稿，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加上天不假年，壮年中折，他个人的学术研究成了一项未竟的遗业，提及这一点，李济沉痛地说，傅斯年的个人风格颇类似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大师伏尔泰，两人「在反对愚昧一点，的确相像。最可惜的是伏尔泰活到八十四岁，把他要写的都写完了，但孟真只活到五十四岁就死了。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见解，正在成熟的时候，正在开始写的时候，忽然死去，真是最可伤心的事，不可补偿的损失。」因学人生命的夭折而出现的顿挫，这样的现象曾经出现在王国维、徐志摩、刘半农、丁文江等人身上。当傅斯年猝逝时，台港学界震惊不已，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身在内地的陈寅恪亦赋诗悼傅，以傅青主、「海外王」喻之，足见傅斯年在这位史坛大师心中的分量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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