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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陵寝发掘实录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

发布时间:2021-01-07 12:02:55 阅读: 来源:油封厂家

万历皇帝陵寝发掘实录: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

定陵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皇后的陵墓。建于1584到1590年,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被开发的地下宫殿,但实际上考古人员最初想要发掘的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对定陵的发掘只是一次意外,然而这次意外让考古人员至今想来仍惊魂不定……

【起由】

发掘定陵本为“练手”

已80岁高龄的定陵发掘亲历者,当年的发掘队队长赵其昌老人告诉记者,他担任考古队长 时不过是个20几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生,当初让他担任考古队长,感觉胆战心惊。而且鉴于长陵勘探毫无线索,所以向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请 示,找一座规模稍小的陵寝“试掘”一下。考虑到定陵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而且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 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所以发掘长陵改为发掘定陵。

【勘察】

城砖塌陷打开挖掘之门

工作队来到定陵后,从宝城前开始勘察,几天的劳苦奔波,队员们个个脖子发木,腰酸腿 痛,精疲力竭,然而回报他们的仍是一无所获。一天,当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 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 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

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民工意外发现定陵“钥匙”

由于发掘工作量大,发掘委员会雇请了十三陵周围村庄的农民60多人。1956年5月17日,发掘定陵的第一锹土在这天铲起。发掘工程是在宝城内侧对着那个发现的洞口外挖一条宽3.5米、长20米的深沟,目的是摸摸情况。

两小时后,宝城内侧砌的石条暴露出来,在一块石条前,有个民工忽然惊异地大喊一声: “石条上有字!”大家循声而至,围住石条,只见石条上露出了雕刻粗浅的字迹:“隧道门”。吴晗和夏鼐闻讯后驱车赶到工地,一致作出“这里就是地下玄宫隧道 入口”的结论。10多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个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 张。这由砖墙构成的通道便是史书记载的通向皇陵的第一条隧道——“砖隧道”。

进入1956年9月后,一直不太顺利的发掘工作出现了重大转机。一名参与发掘的民工 栾世海意外地在土中发现了一块刻有字迹的小石碑,小石碑上刻有这样一段话——此石至金刚墙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这块小石碑后来被考古队称做“打开定陵 地下玄宫的钥匙”,至今还安静地躺在定陵博物馆展室的玻璃柜中。

【发掘】

寻找地宫入口整用一年

在明代,人们把地宫的墓墙称为“金刚墙”,显然,这块小石条明确提出了地宫的具体位置。就在通向宝顶中心的方向,考古队挖开了第三条探沟。

第三条探沟开挖不久便发现两道东西走向的石墙,两墙南北相隔8米,用花斑石条砌成,全长40米,这便是“石隧道”。找到“石隧道”,说明地宫不远了。

果然,到了石隧道尽头,出现了一道横贯南北的大墙,墙高8.8米,厚1.6米,厚厚的 墙基由4层石条铺就,石基上方用56层城砖和灰浆砌成,顶端有黄色琉璃瓦檐,这就是小石碑所记载的“金刚墙”。通过工作队员的仔细观察,发现金刚墙的中央 是一个圭形的砖砌门券,上窄下宽,由于陵道填土多年的侧压力,它向里凹进去约两厘米多。圭形门券上的砌砖没有用灰浆,是干垒起的,这为发掘人员拆墙提供了 便利。可以断定,进入圭形门券,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地下玄宫了。

这一天是1957年5月17日,从工作队挖下第一锹土,到找到金刚墙的封口,正好花了一周年。

戴着防毒面具下地宫

自找到金刚墙的一刻起,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参与发掘的民工中流传,有的说陵内布满了毒箭、飞刀、毒气,有的说地宫前设置了陷阱,人踩上去就会翻。

为保障队员们的安全,考古队还是决定,队员们戴着防毒面具进入金刚墙内。

金刚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一股黑气带着发霉的味道“哧哧”的从洞口涌出,待这股积攒了 300年的腐烂发霉气体稍稍散去,赵其昌第一个从打开的洞口翻进去。老人回忆,当时为了保险起见,在腰上系好绳索、头戴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尽管 这样,内心仍难免紧张。“地宫里面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和凄凉之感渗入骨髓。”

【入宫】

出土文物4000多件

进入地宫,经发掘队员测量,这座地下宫殿的纵深有67米长。总面积1195平方米,通 体纯石结构,不用梁柱,全用券拱。由前、中、后、左、右五个高大殿堂组成。各殿有甬道相通,又各被石门相隔。最后在玄宫后殿发现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 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上。里面分别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孝靖皇后与孝端皇后。后来新华社消息报道,“尸体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 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300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

当发掘人员清理万历梓宫时,几乎将半个身子探下去也无法够到器物,棺木内还有不少殉 葬品未得到清理,毫无立足的空隙,又不能置文物于不顾,任意践踏。后来赵其昌想出一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木腿,,木腿顶端再 横两根木杠。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微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两根木杆搭在木架上,吊在棺内。这样既不会对文物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 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共出土文物4000多件。

帝后尸骨后来被毁

定陵发掘出土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使考古工作者掌握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许多文物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直至30多年后才完成有关发掘报告。最令人惋惜的是1966年 “文化大革命”席卷华夏大地,已沉睡数百年的万历帝后三人也未能幸免。在红卫兵“打倒地主阶级的头子万历”的口号声中,保存在定陵文物仓库中的万历皇帝及皇后的尸骨被揪出。

1966年8月24日,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画像、资料照片等被抬到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接受批斗,十余名大汉抱起大石块先将尸骨砸烂,继而点火焚烧,在紧接而来的倾盆大雨中荡然无存。

明万历皇帝陵墓三百年后被掘的报应之谜

明朝的皇家陵园共有四处:埋葬朱元璋祖父母的盱眙祖陵,埋葬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埋葬朱元璋的南京孝陵,埋葬朱棣等13位皇帝的北京十三陵。实际上在湖北省钟祥市还有一处,即明显陵,只不过陵主朱祐杬生前没有做过皇帝,死后当上了。景帝朱祁钰的陵墓独座北京海淀的西山,“土木之变”中皇兄、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人掳去后,朱祁钰因祸得继大位,后被废。北京的“十三陵”最有规模,分别是长陵、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庆陵、德陵、思陵。其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

这么多皇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由北京最高层批准同意发掘的是定陵。为什么定陵会被选择?根据目前已解密的相关文件,当年发掘明皇陵的“请示报告”,根本就不是定陵,而是朱棣的长陵。这里面有不少历史谜团,似乎是一种报应,又好似一种巧合,因为定陵开始建筑的时候,就传出“风水不吉利”的声音。

1956年5月19日,定陵最终被确定发掘,确实有巧合。

发掘定陵当初其实并没有专门的文件,而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从已公开的文件来看,这份报告最早出现在国务院官员的手里是发掘前一年的1955年10月4日,是送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报告下面的签名是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等,都是当时中国大陆身份最高的文化官员,由于事关重大和签名者身份的特殊,报告被及时转至主管文化工作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时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闻讯后认为条件不成熟,表示强烈反对贸然发掘,高层形成一场争论(后挖掘事实证明,郑、夏的观点是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当时的“中国一号”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点头后,周才批下了“原则同意”四个字。

长陵是朱棣与仁孝文皇后徐氏(开国功臣徐达之女,原燕王妃)的合葬墓。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徐皇后在南京病逝后,朱棣命礼部尚书赵x(“羽”字旁,加一个“工”)、知县王侃、给事中马文素、江西术士廖均卿、僧人吴永和钦天监的阴阳生等,在北京择地建陵,最后选定了昌平县的黄土山,依朱元璋南京孝陵规制建陵,明朝最大的皇家陵园就这样规划了出来。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破土动工。据《明太宗实录》记载,当时朱棣“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而为什么封名天寿山也有来历。朱棣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四月十七,即1360年5月2日,“临视”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四年后即1413年,长陵地宫基本完成,徐皇后榇宫从南京千里迢迢移葬长陵。其后,外部配套工程享殿仍在继续,三年后才算结束。整个营建时间前后共用了7年,永乐二十二年(1422年),朱棣病死于内蒙古北征回师途中,当年十二月葬于长陵,地宫遂永久封死。到1956年,在地宫里面静静躺了534年的朱棣,似乎在劫难逃了,被红头文件确定发掘。

然而,事情偏偏就发生了变化。

当时,身为“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的夏鼐负责发掘的具体技术指导,便让其学生、后任首都博物馆馆长的赵其昌作前期调研。当时去长陵时正好下大雪,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在长陵转了两三天,也没有找到可供发掘线索。在向夏鼐和最先提出发掘长陵的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人汇报后,几经商讨,决定先试掘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的献陵,积累经验再发掘长陵。朱高炽是大器晚成,与他的后辈朱翊钧等小皇帝不同,他一直到47岁才继承大位,年号洪熙。大概是没有帝王命,仅当了10个月皇帝就死了,谥庙号仁宗,宝地名献陵。由于在位时间太短,其陵也不可能太大,由长陵的规制简化而来,仅有基本的建筑,可以说是长陵的“精减版”。由于宝城前地势逼仄,当时为保证不破龙脉不伤风水,将祾恩殿缩小,陵宫因小山间隔分前后两院。所以,现在大家到十三陵旅游会发现,与他老子的长陵相比,真的太寒酸了,过去《昌平山水记》上仅称献陵所在的玉案山为“土冈”,可见当年献陵选址的仓促或说不严谨。

就在考古人员一心准备试掘献陵的时候,吴晗和夏鼐又改了主意。认为,献陵意思不大,即使开启了献陵,也不可能给长陵的发掘带来多少有价值的参考,吴先是提议试掘嘉靖皇帝的永阮,遭夏鼎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与挖长陵无异;试掘末帝朱由检的思陵,吴晗觉得没有意思,太小了,是妃子墓改建的。后来吴、夏才把目光移到了定陵上。杨仕、岳南合著的《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认为,吴、夏打定定陵主意的原因有二个,“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这样的分析依据是,定陵与长陵在营造规制上不会有太大变化,确实可为以后发掘长陵积累经验。而作为明史专家的吴晗,当时力主发掘长陵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目的,就是希望掌握第一手史料(这在“请求报告”上也提到了),后来发掘的事实证明,定陵得到的考古资料确实丰富。

但在这两个原因之外,定陵首遭开掘,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实际上,定陵与永陵是十三陵中的“变种”,规制与长陵变化较大,景、裕、茂、泰、康、昭、德的规制与长陵相同,地宫设计与地面建筑齐全,只是规模、比例变小,是长陵的“简化版”。如果从积累长陵的发掘经验来看,从上面七陵中选择最为合适。可最后阴阳差错,也可以说神差鬼使,朱翊钧的陵寑“中标”了。如果从1956年算起,把时空推到336年前,即公元1620年之前,看看朱翊钧在世时的情况,唯心者们或许会看到某种“报应”。

在朱翊钧执政时期,与现在一样,从上层到民间有一种不太好的现象,现在民间流传“要想富去盗墓”的说法,那时也有人眼馋地下的宝藏。当时有不少大臣痛陈盗墓这种恶行,希望朝廷下令禁止。然而,由于朱翊钧意在借宦官(太监)之手敛财敛物,竟然“默许”此现象的存在,以致于盗墓之事难禁。

从史料上可以发现,朱翊钧敛财有术,颇有经济头脑,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是一名“外向型”领导。开挖矿藏,征收矿税,就是他的一大发明。而默许宦官掘墓盗宝,则是另一种创造。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朱翊钧派宦官陈奉去湖广一带负责采矿征税。在湖北荆州,陈奉及其手下无恶不作,私闯民宅,欺压掠劫。甚至做出把怀孕妇女肚子剖开、将小孩摁在水里溺死的事情,总之是什么事都想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悉发境内诸墓”,盗得宝物无数。起初,陈奉看到呈报上来的一份告密材料,说是乡民徐鼐等人盗挖了李林甫原配杨氏的坟墓。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杨贵妃杨玉环老公、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宰相。密告称盗贼从杨氏墓盗得大量陪葬品,得黄金万两。对此事也不彻查,陈奉便责罚徐鼐等人将黄金补齐。闻报后的朱翊钧心里暗喜,下旨将这笔黄金全部上缴国库充公。陈奉从这件事中看到了一大财路,于是把荆州境内名臣富豪的坟墓都给挖了,当地官愤民愤极大,甚至有老百姓背后偷偷向陈奉扔砖头,责骂陈奉“该死”。

但陈奉并没有收心,他知道主子心里想的是什么,竟然又动起了位于今湖北省钟祥市境内的一座皇陵——显陵的主意。显陵是朱翊钧自己的曾祖父朱祐杬和曾祖母蒋氏的合葬墓,你想想,如果没有朱翊钧的意思,陈奉敢盯上显陵?恐怕有10个脑袋陈奉也不敢。朱祐杬本为“兴献王”,嘉靖皇帝朱厚熜的老子。风流皇帝、武宗朱厚照在正德十七年(1521年)病死后,无子嗣,便传位给堂兄弟朱厚熜,是为明世宗,年号嘉靖。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儿子当了皇帝,老子自然有至尊地位,虽死犹荣。于是,在中国帝王史上一场罕见的“大礼制”风波之后,朱厚熜追尊朱祐杬为恭睿献皇帝,王陵改为帝陵。《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太监杨保上奏,“(显)陵殿门墙规模狭小,乞照天寿山诸陵制更造”。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造陵算起,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营造改建显陵前后花去了47年的时间。

显陵在枣阳矿山旁边,陈奉便以开矿作掩护,进行盗掘。当地官员知其用心不良,不同意开采,结果都遭到了陈奉的弹劾。官有怨民有恨,都想弄死陈奉,由此还引发了多起“民变”。朱翊钧却没有“严肃处理”陈奉,仅是召回了事。这样的皇帝,连敢挖自己祖坟的人都放过,昏不昏?罪该万死啊!三百多年后,自己的陵墓被掘是不是遭到了报应?不知道当年吴晗、夏鼐决意发掘定陵有无想到朱翊钧这个“罪过”,由于当事人均已过世,吴、夏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与朱翊钧的葬式(见前文《万历皇帝棺椁开启后发现的天大秘密》)一样,也已成了历史之谜。

定陵三百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垕,即隆庆皇帝的三儿子,他10岁登基继承大位。择地建陵是首辅大臣张居正病逝,并被朱翊钧治罪后的事情,继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张四维的建议。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当时朱翊钧只有21岁,还是位有理想有抱负雄心尚契的“愤青”天子,便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当时钦天监为他择选了几处陵址,朱翊钧都没有看好,风水不佳。如有一处在石门沟,坐北朝南,方向不宜,且堂局狭窄。而其它几处要么位次参差,要么砂水倾倒。但另有两处在风水师看来却都是上佳的风水宝地,一处是形龙山,风水师的评价是主峰高耸,诸山拱抱,河水绕脚,众水来贺,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风阁,明堂开亮,辅弼森严,堪称至尊至贵之地;另一处是小峪山,十分符合风水宝地格局,山脉主势尊严,水星行龙,金星站穴,左右四辅,拱顾周旋,明堂端正,砂水有情。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求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陵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当年十一月六日定陵动土,至万历十八年建成。但在开挖地宫时却出现了不祥,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出现了意外,挖出了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出了这么大的风水漏子,也算当时的“政治事件”了,当初推荐陵址的大臣吓死了。名叫梁子琦的大臣借机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徐学谟、辅臣申时行等人的“罪过”,梁子琦当初也推荐过陵址,但徐学谟、申时行认定大峪山才是真龙穴。梁子琦建议,为了大明的万年江山,赶紧择地重建。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似乎不信邪,一反常态,竟然作出了让大臣破感意外的决定,称祖宗山陵既卜于天寿山,圣子神孙,千秋万岁,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不少说大峪山不吉利的大臣,因此还遭受了处罚。据说朱翊钧嘴上虽然不信邪,说得好听,心里还是打不到底,觉得疑惑的,“出事”次年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而作罢,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6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巧合的是,在三百年后,决定是否发掘明陵,也引起了“朝中大臣”的一场争论。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果然在24年后,李成自攻破了大明的京城,稍后又让关外满人夺走了江山。明亡清兴,就此又是三百年,这是后话了。而更巧合更神奇的是,在三百年后,刘世廷的话再次应验——定陵被新中国发掘了。如果要说报应还真有一点,朱翊钧和皇后的尸骨在“文革”中被同样不信邪的红卫兵拖出了地宫,“破除迷信”后焚烧,大峪山的风水真的有点不吉利。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定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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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陵

十三陵是中国最集中最完整的陵园建筑群,是明朝十三代皇帝及皇后的陵墓,位于北京西北约44公里的昌平天寿山下。定陵修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规模宏大,仅当年役使的军卒、工匠就达3万余人。里面埋葬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位皇后——孝靖皇后与孝端皇后。

定陵地宫通道

1956年5月17日,定陵开始发掘。这是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座按国家计划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墓,也是我国惟一主动发掘的皇陵。在这里共出土了4000多件文物,是研究明代陵寝制度、社会发展的重要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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