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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民愚昧不堪国家就难以强盛【新资讯】

发布时间:2019-10-18 12:25:52 阅读: 来源:油封厂家

王杏元,一位始终将激情与热爱投向农村的农民作家,他的取材于广东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几十年前轰动一时——

如果农民愚昧不堪,国家就难以强盛

文/张培忠

王杏元,农民作家,1937年12月28日出生于广东省饶平县渔村镇寮仔角村(即今新圩镇燎星村),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读到小学四年级便被迫辍学回乡务农。先后担任村初级社、高级社副社长。他当农民、爱农民、写农民。20多岁便创作出版了20多万字的反映农村合作化道路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轰动了全国。

1966年6月27日,王杏元作为唯一的农民作家代表,与军队作家代表金敬迈、工人作家代表胡万春,以及郭沫若、茅盾、曹禺、许广平、杨沫等一起出席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全面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形势下,作家应如何转变观念,带着感情,深入农村,贴近农民,为农民立言,创作出为广大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带着这些问题,笔者专访了王杏元先生。

这段农民历史,现在的人们都淡忘了

笔者:王杏元老师,您是上个世纪60年代卓有影响的农民作家。您创作的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当时很受农民兄弟的喜爱,您是怎么想到要创作这部作品的?

王杏元:我的家乡在广东省饶平县新圩镇燎星村。当时我担任村农业合作社的副社长。我们办的农业社是全省的模范社,工作很出色。农民兄弟坚持走合作化道路,虽然困难很多,但热情高涨。我经历了办社的全过程,对身边的人物非常熟悉,也深受感动。如果没有那些经历,我写不出这部小说,即使硬写出来,人物苍白,农民兄弟也不会喜欢。

笔者:现在的年轻一代可能对这部小说知之甚少。

王杏元:《绿竹村风云》写的是一段历史,写农民怎么组织起来,孤儿寡母、贫困农户参加合作社,摆脱了自然灾害的袭击,过上安定的生活,感受集体的力量和温暖。这段历史,现在人们都淡忘了,但农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党组织关心农民兄弟疾苦的鱼水深情,仍有现实意义,仍然值得现在的共产党员、农村干部学习。当时,我受到感动,拿起笨拙的笔,为农民立言,为农民请命。我是当农民、写农民,以这种姿态来创作这部小说的。

这部小说出版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农民兄弟感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城里人感到亲切,外国人也喜欢。有一个外国友人说,要了解中国南方的农民,可以看《绿竹村风云》。

笔者:这部小说的出版情况如何?

王杏元:《绿竹村风云》第一版是1965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当时书一出版,日本马上要组织翻译,因为政治原因未能翻译成日文出版,倒是以《天赐》为名翻译成英文在海外发行。

陈毅怕我讲不好普通话,要为我配翻译

笔者:您因为这部小说的创作还参加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当时的情况如何?

王杏元: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于1966年6月27日至7月9日在北京召开,共有53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和5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和支持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亚非作家和亚非人民的团结。当时国家非常重视工农兵作家,在30多名代表中,有三位是工农兵作家代表。一位是《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军队作家代表金敬迈,一位是工人作家代表胡万春,第三位是我,代表农民作家。陈毅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参加了大会。

笔者:一位农民作家为什么这么受重视呢?

王杏元:当时国家需要农民作家来反映农民生活。参加会议的老作家还有茅盾、曹禺、许广平、刘白羽、杨沫等。当时老作家对我的创作很关心,我是会议代表中年纪最轻的,还不到30岁。曹禺请我到他家里作客,他说你这小子年纪轻轻的,就能写长篇小说,不简单!

陈毅同志对我非常好,怕我讲不好普通话,要为我配两个翻译。他说你们潮汕人讲普通话比讲英语还难,没想到你讲得比我还好。他对着各国的作家代表说,中国出了个农民作家。然后让我站到凳子上,请大家看看中国这个农民作家。大家看到我站起来,纷纷热烈鼓掌。作为一个农民作家,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农民不买书,一是买不起,二是没看头

笔者:您如何看待当前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

王杏元: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要写好农村题材,不但要熟悉农村生活,还要对农村生活有真知灼见。现在的作家没有深入生活,或对农村了解不够,写得漂浮,不耐看。

我经常接触老家来的农民,深知他们的疾苦。一个老农对我讲,现在农村的问题就是三句话:种不好,卖不出,赚不到。我们家乡有种荔枝的传统,以前一斤几元钱,现在一斤几毛钱还没人要,价格崩溃,连吃饭都成问题。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跑到城市,却找不到工作,生存都存在困难。现在的作家对当前农民的这种生活反映极少,或者勉强写到了,却打不动人心。

笔者:您对现在的图书市场了解不了解?

王杏元:我前两天到街上买书,书贩子对我说,现在农民不买书,一是买不起,二是没看头。要写好一本书真是不容易。而真正的好书一下子就会深入人心,书贩子自己就会去找来卖。因此,农村题材的作品能否写好,取决于作家是否有深厚的生活,是否有热烈的感情,是否对生活有真知灼见。

外部环境对作家的创作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前出版社组织力量辅导作家,提出修改意见,使作品质量更高。现在出版社与以前不同,很多出版社亏本,或买卖书号,难以生存。如我买过一本书,原价32元,到书摊只卖10元。销路不好,作家很穷。作家出书目的是评职称,或参加什么协会,真是文贱如土。

笔者:据调查,现在留在农村的农民普遍对阅读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您认为原因何在?

王杏元:农民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作品思想性差。现在的作家普遍文笔较好,但缺乏深厚的生活,就像一个瘦女人不漂亮,靠服饰打扮。作品思想苍白,自然不能吸引人、打动人。二是作品故事性差。传统的经典小说起承转合严丝合缝,环环相扣,动人心弦。现在有些作家写一己之私,不是为人民写作,格局就不大了。

很多农民作家半途而废,因为难以维生

笔者: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您认为作家应如何转变观念,深入生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深刻反映变动的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

王杏元: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六十四年,几十年来经历了曲折的历程,走过了风风雨雨,但我认为,《讲话》至今对文艺创作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作家要反映当前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图景,必须深入生活,如柳青为了创作《创业史》,专门住到村里体验生活。当然现在形势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如何深入生活,给作家提出了新的课题。

同时,作家也需要培养,我当年的创作就是老作家培养起来的。住在农村的农民作家有文字问题、思想修养问题、创作技巧问题、视野问题,如长年累月住在一个地方,对生活没有俯瞰,就难以创作出好作品。归纳起来,就是城里的作家要下得去,村里的作家要出得来,才能取得俯瞰生活的高度,才能对农民知心知腹,血肉相联。故事好编,细节难寻。没有精彩细节的书就像一把没有刃的刀。

笔者:那您当年能成为一个作家,很不简单呀!

王杏元:我当年生活在山旮旯里。我们那个村是一个文化沙漠,只有几本潮州歌册。我只有小学四年半的文化,开始只能写民歌、短篇小说。后来参加了汕头地区文化讲习班,参加省作家讲习班,是一级一级培养起来的。没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和毅力,是无法当农民作家的。

中国很多农民作家半途而废,因为仅靠稿费难以维生,作品也难以发表,没有政府的扶持,就难以真正写出成功的作品。中国9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要使70%的中国农民既经济发展,又有文化素养。如能做到这一点,中国就能兴国、强国。因为强国必先强民。如果农民愚昧不堪,国家就难以强盛。要从兴国强民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中国农民、中国农民文学和中国农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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